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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河，一直是中國的母親河，是中國第二大長河，是中華文明最主要的起源地。關於黃河區域的故事有許多，也有大量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等着我們去領會開發，與研究。本期的區域文化帶你去領會黃河決口，黃金萬斗的河工堵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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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黃河堵口的歷史，清代的河工堵口是值得一提的。出於“保漕”的需要，及沿用潘季馴“築堤束水，以水攻沙”的治黃方略，清代治河不僅異常重視堤防建設，而且高度重視決口的堵塞，險些是“逢口必堵”。以至於在乾隆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，河官們到了“為堵口搶險而疲於奔命”的境界。
清代的河工堵口，有三個特點：
規模大。如在康熙執政初期，黃河決溢為患十分嚴重。康熙十五年（公元1676年），由於黃、淮並漲，致使黃河兩岸發生了大量決口，僅高家堰決口就有34處。為解決漕運不通這一心腹之患，只管清廷那時正在誅討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盤據勢力，軍用眾多，康熙仍毅然下刻意治理黃河。於十六年調安徽巡撫靳輔為河流總督，最先了一場較大規模的治河流動。5年後，在靳輔、陳潢的鼎力整治下，終於將黃河兩岸的21處決口和高家堰的34處決口所有堵塞，使大河回歸故道，並一度取得了數十年沒有重大決口的“小康”事態。
工程龐大。就古代治河工程來說，堵口本是一項手藝龐大、風險極高的事。縱然在現代手藝條件下，也是云云。而要在口決多處，且盛行多時的情形下再行堵復，更是難題重重。這種情形在清代可謂習以為常。靳輔、陳潢的堵口治河流動云云，乾隆年間阿桂主持的堵口工程也云云。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1781年）7月，黃河兩岸相繼決口20餘處。北岸水勢由青龍崗奪溜北注，經南陽、昭陽、微山等湖，入大清河。朝廷委派大學士阿桂主持堵塞，曾兩次堵合，但均告失敗。往後，通過實行增築南堤、加開引河等一系列工程，至乾隆四十八年才將所有決口堵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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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度眾多。這是由堵口工程規模大、手藝龐大所決議的，但也不清掃人為因素。據紀錄，嘉慶二十四年（公元1819年）在武陟馬營的一次堵口中，耗銀達1200萬兩，用秸料更是多達2萬餘垛，合計2億多斤。一次堵口竟用這麼多的料物，真是危言聳聽。
清代治河，重在堵口，究其緣故原由主要有兩方面：
首先是治河以“保漕”為最高目的。如在順治年間，由於黃河屢堵屢決，阻滯運道，那時不少朝臣連上奏章建議改道，讓黃河走所謂的“禹王故道”。而總督河流楊方興以為：“元、明以迄我朝，東南漕運，由清口至董口（在今江蘇宿遷境）二百餘里，必借黃為轉輸，是治河即以是治漕，可南不能以北。若順水北行，無論漕運不通，轉恐決出之水器械奔盪，不能摒擋”（《清史稿·河渠志》），否決這一建議，下刻意堵塞決口。並獲得了當權者的讚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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