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學大師何晏和王弼。東晉時，袁宏曾撰有《名士傳》，“以夏侯太初（玄）、何平叔（晏）、王輔嗣（弼）為正始名士”（《世說新語?文學》注引）。夏侯玄其人，前面己有過先容。至於何晏和王弼，則確乎一代風騷名士，尤其是青年才俊的王弼，卓然不群，似是佔盡了天地間的逸氣。《晉書?王衍傳》中有一段紀錄，簡要歸納綜合了何晏、王弼大暢玄風的“貴無”頭腦：“魏正始中，何晏、王弼等祖述老莊，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。無也者，開物成務，無往不成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，萬物恃以成形，賢者恃以成德，不肖恃以免身。故無之為用，無爵而貴矣。”不外，詳細而言，何晏、王弼的頭腦也不盡相同，其中不乏才情上的差異，但也有境界的局下之別。,何晏，字平叔，南陽宛人（今河南南陽）。其祖父，即是《三國演義》中那位因剛愎、冒失而被殺的上將軍何進。作為何進的孫子，何晏似乎显示出偏於陰柔的另一面性格。據《太平御覽》引《何晏別傳》紀錄：“晏時小養魏宮，七八歲便慧心大悟，眾無愚智，莫不貴異之。”甚至，有史書稱，曹操喜歡何晏的聰慧，“欲以為子”，可見其智力、性格的伶俐和早熟了。只管云云，直到魏明帝時代，何晏一直不太得志。那時魏明帝一心要“務絕浮華譖毀之端”，效果何晏與鄧、李勝等一班名士均遭抑黜。固然，這裏的“浮華”云云，主要不是指何晏生涯上的細節，這一點，周一良先生在繹種種史料的基礎上有明確的註解：“所謂浮華，非指生涯上之浮華奢靡，而是從政治着眼，以才氣相互標榜，結為朋黨，標舉名號如‘四窗’、‘八達’之類以自詡。”（《魏晉南北朝史札記》，第35頁）直到正始年間，曹爽輔政，何晏這才獲得重用，擔任吏部尚書，成了曹爽的心腹。不久，曹爽在政治鬥爭中失敗，何晏也因此為司馬懿所殺。,撇開政治上的成敗豈論，那麼，何晏在學術方面確實才氣出眾且又用功頗勤。據《世說新語?文學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稱，“晏少有異才，善談《易》《老》”。名士裴徽也曾讚譽何晏說：“吾數與平叔共說老、庄及《易》，常覺其辭妙於理，不能折之。”（《三國志?魏書?管輅傳》注引《輅別傳》）從有關史料王弼融通《周易》《老子》的玄學體系
看，何晏曾撰有《道德論》、《周易說》或《周易私記》、《周易講說》，但都已佚失無存了。他的著作中得以完整撒播至今的，是一部《論語集解》。平素，何晏對自己的才學也頗為自負。據《三國志?魏書?曹爽傳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紀錄：“初，夏侯玄、何晏等名盛於時，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：‘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泰初是也。唯幾也，故能整天下之務，司馬子元是也。唯神也，
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吾聞其語，未見其人。’蓋欲以神況諸己也。”這裏的司馬子元是司馬師，亦即司馬景王。作為司馬懿的兒子，司馬懿死後，司馬師成了曹魏的現實統治者，於政治上正好是何晏的對立面。在這種場所下，何晏依舊誇誇其談，揚己抑人，由此可見其英華外露的性格之一斑了。或者魏明帝的“浮華”之斥，正對了何晏的誤差。,與何晏相比，王弼對政治的興趣要小得多。王弼，字輔嗣，山陽高平人（今山東金鄉）。晉人何劭為其作傳稱：“弼幼而察慧，年十餘，好《老氏》，通辯能言。”（《三國志?魏書?鍾會傳》注引）正始年間，黃門侍郎一職屢缺，己為吏部尚書的何晏有意提升王弼，但經由一番荊棘，仍由丁謐推薦的王黎充任黃門侍郎，而以王弼補台郎。幸虧王弼究心玄理，於事功一面“雅非所長，益不注意焉”（同上）。也許是同為風騷名士的緣故，王弼在小我私人性格方面显示出與何晏相像的特徵。史稱王弼“頗以所長笑人，故時為士君子所疾”（同上），可見其平素為人行事的飛揚激越了。何劭說王弼為人“淺而不識物情”（同上），看來是有所依憑的。只管云云，正始十年，王弼遇癘疫病故，年僅二十四歲，司馬師聽到這個新聞，也不禁為之“嗟嘆者累日”（同上）。,至於玄理的探賾索隱、極深研幾，青年王弼显示出其邃密玄遠的思致，卓然為“正始名士”中的天才首腦。王弼的著作，現存的有《老子道德經注》、《老子指略》、《周易注》和《周易略例》等。其中，《老子道德經注》在《舊唐書?藝文志》中著錄為《玄言新紀道德》，在《新唐書?藝文志》中又著錄為《新紀玄言道德》。經現代學者劉汝霖先生的考證，王弼《老子道德經注》約莫撰於正始四年，時王弼年十七歲（參見《漢晉學術編年》）。《世說新語?文學》注引《弼別傳》中還紀錄了一則故事：聽說何晏完成了《老子注》后造訪王弼，見到王弼的《老子道德經注》周詳玄奧，不由嘆伏道：“少年老成。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正始玄學溯源：漢唐玄學論
矣！”效果回去后將原先的《老子注》刪作《道論》和《德論》，改成了兩篇文章。由此看來，少年王弼無論在抽象能力方面照樣玄理境界方面，都己經要凌駕何晏一籌了。王弼註釋《周易》的著作，除《周易注》夕卜，據《舊唐書?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?藝文志》著錄，另有《周易大演論》或《周易大衍論》，但原文己經佚失。現存韓康伯《周易?繫辭上》注文中所引的王弼大衍論，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段。此外，據《中興書目》紀錄，王弼還撰有《易辯》一卷，似乎也與《周易》“大衍之數”有關。,總之，從何晏、王弼“好老氏之學”而提倡“貴無”頭腦起，一種經由名理學洗禮的新道家學說便最先發生。與原始道家那種內蘊深摯歷史感和政治意識的“道論”差異，正始之際的新道家頭腦显示出“玄遠”的思致和抽象的理路。站在哲學角度看，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古代學術頭腦的理論頭腦能力，並因此開拓了新的一重人生境界。以“正始之音”為標誌，經由何晏、王弼等等玄學名士的闡釋，從先秦“道論”到西漢“氣性論”的中國古代學術傳統泛起了一個飛躍。玄學，作為一種“玄遠之學”，突破了以往具象的大一統宇宙論局限，“它所討論的中央為‘本末有無’問題，即有關天地萬物存在的憑證的問題，也就是說關於遠離‘世務’和‘事物’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問題”（湯一介《郭象與魏晉玄學》，第7頁）。,/xuanxue/ds/4897.html
玄學術數組成與中國傳統文化